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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92

龍景昌
經濟轉型期與報紙革新/
經濟一周&社會實錄

 
1982年,加入了剛開辦的《經濟一周》,學習了如何撰寫比每日見報更深入的文章。當時香港的整體經濟發展正處於轉型期,金融業亦開始改革,需要更深入的報導和分析。

1984年,應《新報》當時社長羅威之邀,回到新報改革當時的國際版,開始從事編務及策劃工作,而《新報》的改革後來也從國際版蔓延至其他版塊,以至整個報館。

和香港當時大部分的報紙一樣,《新報》也是家族經營,走的是低下階層路線,關心的只是銷量。但八十年代開始,香港的廣告業也開始醞釀變革,廣告商開始關心報紙的讀者質素,而不止是銷量。當時的《新報》,充斥着色情、大耳窿、醫藥等低質廣告;要獲得有實力客戶的廣告,就必須吸引高質素、有消費能力的讀者群。而報紙亦必需提供優質的內容。

1986年,《新報》進行了大規模的改版,當時香港報紙的副刊,幾乎全是由作者包辦的方塊文章,或是譯寫一些花絮趣聞的版塊。我們推出了以採訪主導,提供生活、消費、旅遊資訊的動態副刊。在新聞記者外,聘請以採訪生活資訊為主的副刊記者。


今天報紙版面理所當然的東西,當時卻是步履為艱的革新。在眾多改版計劃中,包括了受台灣《人間》雜誌啓發的《社會實錄》。

當時專題式採訪仍未普遍,而排版技術的限制,亦令當時的報紙,仍難出現雜誌式的版面。《社會實錄》在1986年10月22日面世。在當時的中文報業,相片由記者一手包辦,鮮有聘請專業的攝影記者,除黑房阿叔,也沒有成立專責的攝影部門。「以相片觀照社會,藉文字引發關懷」是《社會實錄》的宗旨,文字與圖片並重,強調攝影記者的地位。在文字方面,我們採取報導文學的方式,要求記者在報道中,能讓讀者看到在社會特定時空的大環境下,個體的存在狀况。


《社會實錄》採取對被訪者長期跟進的方式,在當時「即日鮮」的傳媒行業,特別是老闆眼中,是多麼的奢侈。但《社會實錄》還是斷斷續續地,由1986年出版至1992年,我最後一次離開《新報》為止。


                             


1980至今

又一山人
四十年來街拍香港


 
自從中四那年拿了個學校攝影比賽的獎項後,二十歲時將設計師工作的第一份薪水買了部相機,至今不斷的街拍,開始了我和香港的互動,對這個城市的人、情、事加深認識,觀察,乃至對自己作出觀照⋯⋯

近四十年的香港「上街」,上環、深水埗舊區、維園星期天外傭、變遷中的油街藝術村和中環大館,以至香港大小遊行⋯⋯見證香港幾個世紀的變和不變。這毫不間斷的紀實,正好是我關心本地的一個序幕。

常笑着跟朋友說:不需要看我沒有發表的99%照片;重要的是,我在香港遊走,落區和洗街的過程和感知。


                             


1981-88

李錦好
早晚報伴隨生活

 
八十年代,看了早報再看晚報是一般人的生活習慣。當時的晚報,最好賣的是《新晚報》,以雙週出版的《姊妹》也很受歡迎,我最愛把有趣的文章剪下留着。


                             


1989

謝浩然
不再一樣的維園

 
89年,二十歲,讀書不成,沒理想、沒大志,糊裏糊塗。夏天,維園忽然多了很多人,其中一天,颱風,維園中間涼亭,大批市民又聚集在一起,風大,雨大。沒有菲林的相機,拍下風雨中的熱血。沒有相片,但影像深刻的記錄在心中。


我在銅鑼灣出生成長,維園是我由細玩到大的地方,是姑婆跟我,爬樹,玩沙,捐鐵欄,滑梯,馬騮架,康樂棋,是快樂的回憶。人有人的公園,狗也有狗的公園,都是維多利亞公園。但現在是有點不一樣了。


                             


1989

巢健威
小學生的黑絲帶

 
就讀於必列啫士街英皇同學會小學。六月四日。老師在早課跟我們說着昨晚發生的一件事情,派了黑絲帶予我們繫在臂上。同學們都在哭,也許我們都知道,從那天起有些事情已經改變。


                             


1989-93

三三
八九六四中文大學

  


八九六四,仍在唸中學的我第一次對於媒體報導那麼關切,亦開始明白到,即使是同一件事,不同媒體的取態怎樣影響着我們對事情的理解。當時並未想過,自己有一日會成為媒體一份子。

同年,進入了一直心儀的大學喜歡的學系唸書。當年的香港中文大學,雖然跟錢穆等先師當年在英國殖民管治下,在馬料水一隅開拓一個延續中國人文傳統的學術環境漸行漸遠,但山明水秀草木青蔥,仍然是個可以讓人孕育夢想的好地方。


                             


1989-93

龍景昌
突破主流/
兒童日報政經周刊新報


 
1989年六四事件後,我離開了《新報》,創辦《兒童日報》和《政經周刊》。

《兒童日報》是第一份以兒童為對象的報紙,當時香港的家長,從戰後出生在貧乏中成長的一代,已開始走向社會的上游。物資上的豐裕,使得他們對下一代有一種補償心態,更關注孩子的成長,並希望以自己的方式來塑造他們的未來。當時《兒童日報》的廣告,完全對準家長的這種心理。


《兒童日報》最高銷量曾到八萬份。當時投資者的著眼點,是潛力巨大的兒童消費市場。企圖通過《兒童日報》的訂戶,建立其他產品的營銷網絡。可惜,香港當時物流的能力,就連每日派報上戶也不能實現。結果當公司花全力催谷日報訂戶之後,這批數目龐大的原粉絲,由於派報系統的失敗(別忘記小朋友期望每天一早都見到門囗的《兒童日報》,一個失望的小朋友,分分鐘會產生兩個憤怒的家長),反而成為《兒童日報》的大災難。

與《兒童日報》同一投資者的《政經周刊》,與差不多同期創辦的《壹週刊》一樣,是對當時主流論政式時事雜誌的一個突破。它們更重視記者的採訪報導,《政經周刊》甚至派記者現場採訪東歐在這一年翻天覆地的改變。

《兒童日報》和《政經周刊》只經營了一年,便因社長與投資者在意見上的分歧而停刊。我與部份《兒童日報》同事,結果創辦了《兒童周刊》,最後被明報集團收購,到2008年停刊為止,經歷了整整17年。

在創立《兒童周刊》的同一時期,1991年我被邀重返《新報》,任職副社長,進行更徹底的改革,希望把公司從舊式的家族經營,變為現代化的媒體企業。一年後,《新報》創辦人羅斌先生完全退出,轉手給楊受成先生,我亦最後一次離開《新報》,繼續對自己理想媒體追求。


                             


1989-94

又一山人
地下鐡路地道廣告


 
工作了十年,轉至當時全港最大的廣告公司(JWT)當創作總監,地下鐵路成為當時我組之至重要客戶。在這之前,合作的時裝時尚品牌、連鎖店⋯⋯都未曾出現一個客戶像地鐵這樣,對像是七百萬全香港人。


要捉緊溝通推廣的tone & manner,花了一點時間,體會到怎樣令做出來的電視、海報等廣告,要牛頭角順嫂和中環專業人士也明白,也有感受。很快,我將之落實到「地道」這兩個字上。往下四年半暢快光景,與JWT及MTR團隊做出一系列可算是雅俗共賞,令人會心微笑,十分香港本土的廣告,也算是香港廣告史打開另一種創作語言(及手段)的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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