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79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香港，身為當時絕大多數草根階層，在社會開始富裕化的過程中，學歷的確是改變命運（社會階層）的梯階。可是，在「名牌中學」就讀的我，當絕大多數同學都嚮往大學後「三仔主義」（老婆仔、車仔、屋仔）的時候，我看到的，卻是一杯水不是半滿而是半空的一面：殖民地社會的不公、作為華人的身份迷失⋯，這讓我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drop out（就像抗法行動 Civil Disobedience 一樣，drop out 在當時也是一個向建制說不的行動）。

我脫離了同學大隊，全情投入，參加中文運動、保釣，甚至與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跑到當時乘着1968年學生運動餘暉，社會思潮最蓬勃的法國「尋道」。

在法國幾年後，懷着已經「得道」的心態回到香港，繼續進行自己心目中的「革命」。馬克思、托洛斯基、反資反殖反官僚、社會派、國粹派、認中關社⋯；這都是我這個時期的關鍵詞，但幾年之後，當初的躊躇滿志，卻變成了筋疲力盡。感到在香港已無可作為的情況下，終於再一次掉隊，回到巴黎。

1979至今

龍景昌
媒體路的起點／新報

 

1979年因朋友的一封信，從巴黎回來香港。信中說：「我知道你對香港感到失望，但若你仍願意給香港一個機會，或正確一點說，讓香港給你一個機會，你不妨回來站在最前綫一看，當一個記者，我可以給你介紹。」



結果，我在上環新街的《新報》，當上了財經記者，踏入了傳媒行列。

1978

 

七十年代末由內地移居香港生活，在親友的報攤售賣報紙。生活在中國大陸時，只有兩三份報紙選擇相比，香港的報章雜誌種類之多令我大開眼界。當時最快樂是每天把傍晚的拍拖報賣光，便可以早些回家。

那時候報紙的再傳閱率非常高。無論什麼年紀的人，都有紙本在手：報紙、漫畫書、小說或是雜誌。小說書店租借服務也很盛行，有錢可以買書看，冇錢可以租書看。

星期日的飲茶時間也是報攤生意最興隆的時候。當年我最愛《號外》雜誌及《年青人周報》，也喜歡收集隨報紙附送的明星貼紙。

 

於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現為PMQ) A座301室成長，最懷念與友伴在走廊和AB座間的停車場遊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