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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與不變
撰文// 梁蔚澄
攝影// 謝浩然
版畫創作// 何幸兒
何幸兒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熱愛藝術創作，喜歡版畫的文學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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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與不變
鄉村小學百年
撰文// 梁蔚澄
攝影// 謝浩然
版畫創作// 何幸兒
何幸兒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熱愛藝術創作，喜歡版畫的文學質感。
由錦上路鐵路站轉乘巴士至水流田下車，車程大約20分鐘，路旁皆是三層高的村屋，幽靜、閒適。往前，走看到富豪花園的標示下方，有一八鄉中心小學的牌子，簡潔清晰的指向一方的單程路。沿著私家路走至盡頭，不見高廈林立，只有兩座一層高的白色校舍與大片綠油油的草地，這就是八鄉中心小學。
這座校舍至今已快近百年歷史，由辦學團體同益堂於1921年集資興建「同益學堂」，是新界第一所正規鄉村學校（簡稱村校），早前分別被政府及古物古蹟辦事處評定為二級保護文物和三級歷史建築。
由「同益學堂」後改稱「八鄉同益公立學校」，見證了1950年代後香港人口急劇增加，鄉村學校增至三百多間的繁盛之時。2003年，教育統籌局以《統整成本高使用率低的小學》文件（簡稱「統整」，民間稱為「殺校」）令數十間村校於短時間內停辦；同年，同益公立學校與石湖學校合併成現時的八鄉中心小學。解決地權及路權問題，獲政府撥款，2018年完成校舍擴建工程。
學校盛載的不只是村校的起源，也展現了在香港教育各個發展階段中，如何因時制宜不斷蛻變的生命力。校長黎婉姍說：「教育的最大目的就是『育人』，村校有其生命影響生命的方式。」羅慧燕博士在《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中認為，村校的創辦是一段民間力量動員的歷史，是一段民間社會史；而村校的存在，是拓展了教育的另類空間，無論是其獨特的校園、小班教學及師生之間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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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校沒有嚴格定義，主要是指由村辦，如同鄉會、居民組織等民間團體所興辦的學校。香港的村校源自中國私塾傳統，據羅慧燕的研究，其歷史可追溯至明朝或更早，有很深厚的血緣和地緣色彩。在中國古籍上記載有地名的香港村落，大部分位於新界地區，當中較出名的書室有現為法定古蹟的元朗錦田二帝書院，由16名鄧族的顯赫仕紳組成的鄧二帝會於清朝道光年間（1821年至1850年）集資興建；沙頭角的鏡蓉書屋則成於清初，由當地李姓族人為區內子弟提供教育而興建的私塾，曾於乾隆年間（1736年至1795年）進行大規模擴建。
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新界私塾開始仿照民國學制，採用民國政府頒布的小學課程，新界宗族開始思考如何迎合新時代的轉變，如分班教學，設獨立校舍，1919年上水松柏塱村的博文學校，由鄉村私塾改建成中文教學全日制政府資助的鄉村小學；1921年創建的八鄉同益學堂，也是從舊式傳統教育基礎上改變過來的學校，加入現代的課程。從傳統私塾轉至「學校」，當中包括由《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等舊課程，轉至國文、算術、地理、公民等。同年，港英政府將《教育條例》推展到新界，自此新界鄉村私塾亦需要註冊，接受政府監管。不過，據羅慧燕的研究亦指出，當時的「政府對師資及課程等仍然沒有干預，對新界教育仍能保持相當的自主性。」
八鄉中心小學黎婉姍校長拿出一張泛黃的紙張，上面佈滿不同的名字，並放在當年同益學堂開幕典禮時的照片複印本旁，「有一位有心人，於1987年時，即距離相片65年後，用他的記憶寫下當時出席的所有人的名字。」黎校長的爺爺八、九歲的時候，是同益學堂的學生，也是相中人之一。她笑言，學校歷史真的很悠久，在蓮花地、水流田、八鄉一帶的老一輩都是在這個地方成長。雖然她本人並沒有在此讀書，但每當新界舉行太平清醮時，也會有不少校友回來分享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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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921年，港督司徒拔爵士出席八鄉「同益學堂」開幕典禮的盛況。（圖片由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提供）
下// 此為民國十年（亦即1921年）時立的牌匾，紀念「同益學堂」開幕。牌匾現時於新校舍的美術室懸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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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鄉中心小學仍然保留快百年的舊校舍，內有校務署、校長室及課室，近年已進行翻新工程，舊校舍與新校舍的外牆塗為白色。（圖片由八鄉中心小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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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黎婉姍校長、課程發展主任杜國權博士及鄧鏡河副校正坐在學生及老師也喜歡的樹屋。
2002-2004 危與機：「殺校」潮
余惠冰博士在〈香港普及教育不容遺忘的一頁：鄉村學校的興起、結束、轉化與延續〉論文中指出：「2002年，香港政府審計署從成本效益角度批評村校辦學費用偏高。隨後教育統籌局根據一份《統整成本高使用率低的小學》文件著令數十間鄉村學校停辦。」2003年，54間學校獲政府通知，於2003至2004學年不能開辦小一。2001至2008年間，超過70間鄉村學校相繼結束。
校園內擁有香港碩果僅存的波浪形小型石滑梯。黎校長兩、三歲時曾於上村居住，媽媽會帶她來這學校玩耍。當時學校的草地、籃球場等就像是一個社區設施或公園一樣，開放給附近村民玩樂，「這是我的童年回憶。」1994年，她在親戚提議下加入同益公立學校擔任教師，回想起來，當時可說是學校「衰弱之時」──全校只有43名學生，因此需進行複式教育，即一個班房內，有兩班不同年級的學生，並由一個老師任教。政府會以學生人數多少決定學校有多少資源。收生不足，便不能增加學校資源。從歷史發展以來，村校的設計大多都是六個課室的小學校，也沒有現代的設施如室內的操場或禮堂。
黎校長憶述，當時有一條死線，三月前要決定收生人數。2003年教育局下達了通告文件，指出學校如未能在統一派位中招收23名學生，翌年便不獲准開辦小學一年級。於是，同益公立學校與教學理念相似且位置相近的石湖學校（建於1973年，位於元朗錦上路，2003年時師生共90多人，因新學年收生人數不符合新規定的23人而面臨停辦）合併成現時的八鄉中心小學。石湖學校的校監，大多數都來自同益學校，兩校希望以合併的方式，保存鄉村學校的特色及前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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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形小型石滑梯在舊校舍旁的一隅，不少校友特地回校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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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校徽分別代表同益公立學校（左起）、石湖學校及兩校合併後的八鄉中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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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課室也有四個情緒小標誌，老師及學生可以選擇代表自己的衣夾，夾在小標誌上來反映當日的心情。
獨有的師生聯繫
解決了招生問題，鄉村學校要解決學校的地權問題也是困難重重。為了擴建校舍，有需要找回業權人，但當年的業權人已過身，直至現任校監黎偉雄上任後，多番遊說業權後人方可向政府正式申請擴校計劃。在此之前，為了增加學生的活動空間，在學校前方有一大草地，可是雜草叢生，有些更高過半尺，蚊子也多，校工聽聞牛吃草，結果真的拉了一頭牛來，怎料他跟黎校長說：「隻牛好像不喜歡這些草。」最後，老師決定用小息或放學的時間，親手攞鋤頭去除草，在好奇之下，學生亦跟老師一起進行草地修葺工作。
黎校長：「Make impossible to possible。我們這間學校，好像很多事情也沒可能發生，但當大家向前行多一步，去關懷多一點，才會有可能發生不同的事。我們認為，是否可以給學生多些不同的機會，去找自己應該落腳的地方？」
這些自發性的活動，獨有的環境，與慢慢建立的師生文化，也許正是鄉村學校與主流學校不同，成為香港教育一扇窗口的原因之一。
這座校舍至今已快近百年歷史，由辦學團體同益堂於1921年集資興建「同益學堂」，是新界第一所正規鄉村學校（簡稱村校），早前分別被政府及古物古蹟辦事處評定為二級保護文物和三級歷史建築。
由「同益學堂」後改稱「八鄉同益公立學校」，見證了1950年代後香港人口急劇增加，鄉村學校增至三百多間的繁盛之時。2003年，教育統籌局以《統整成本高使用率低的小學》文件（簡稱「統整」，民間稱為「殺校」）令數十間村校於短時間內停辦；同年，同益公立學校與石湖學校合併成現時的八鄉中心小學。解決地權及路權問題，獲政府撥款，2018年完成校舍擴建工程。
學校盛載的不只是村校的起源，也展現了在香港教育各個發展階段中，如何因時制宜不斷蛻變的生命力。校長黎婉姍說：「教育的最大目的就是『育人』，村校有其生命影響生命的方式。」羅慧燕博士在《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中認為，村校的創辦是一段民間力量動員的歷史，是一段民間社會史；而村校的存在，是拓展了教育的另類空間，無論是其獨特的校園、小班教學及師生之間的密切關係。
八鄉中心小學的新校舍，內有課室、圖書館、美術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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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與大自然融為一體，是村校的特色。
1821-1921 被塵封的記憶──由私塾至現代學校
校舍與大自然融為一體，是村校的特色。
村校沒有嚴格定義，主要是指由村辦，如同鄉會、居民組織等民間團體所興辦的學校。香港的村校源自中國私塾傳統，據羅慧燕的研究，其歷史可追溯至明朝或更早，有很深厚的血緣和地緣色彩。在中國古籍上記載有地名的香港村落，大部分位於新界地區，當中較出名的書室有現為法定古蹟的元朗錦田二帝書院，由16名鄧族的顯赫仕紳組成的鄧二帝會於清朝道光年間（1821年至1850年）集資興建；沙頭角的鏡蓉書屋則成於清初，由當地李姓族人為區內子弟提供教育而興建的私塾，曾於乾隆年間（1736年至1795年）進行大規模擴建。
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新界私塾開始仿照民國學制，採用民國政府頒布的小學課程，新界宗族開始思考如何迎合新時代的轉變，如分班教學，設獨立校舍，1919年上水松柏塱村的博文學校，由鄉村私塾改建成中文教學全日制政府資助的鄉村小學；1921年創建的八鄉同益學堂，也是從舊式傳統教育基礎上改變過來的學校，加入現代的課程。從傳統私塾轉至「學校」，當中包括由《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等舊課程，轉至國文、算術、地理、公民等。同年，港英政府將《教育條例》推展到新界，自此新界鄉村私塾亦需要註冊，接受政府監管。不過，據羅慧燕的研究亦指出，當時的「政府對師資及課程等仍然沒有干預，對新界教育仍能保持相當的自主性。」
八鄉中心小學黎婉姍校長拿出一張泛黃的紙張，上面佈滿不同的名字，並放在當年同益學堂開幕典禮時的照片複印本旁，「有一位有心人，於1987年時，即距離相片65年後，用他的記憶寫下當時出席的所有人的名字。」黎校長的爺爺八、九歲的時候，是同益學堂的學生，也是相中人之一。她笑言，學校歷史真的很悠久，在蓮花地、水流田、八鄉一帶的老一輩都是在這個地方成長。雖然她本人並沒有在此讀書，但每當新界舉行太平清醮時，也會有不少校友回來分享往事。
上// 1921年，港督司徒拔爵士出席八鄉「同益學堂」開幕典禮的盛況。（圖片由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提供）下// 此為民國十年（亦即1921年）時立的牌匾，紀念「同益學堂」開幕。牌匾現時於新校舍的美術室懸掛著。
八鄉中心小學仍然保留快百年的舊校舍，內有校務署、校長室及課室，近年已進行翻新工程，舊校舍與新校舍的外牆塗為白色。（圖片由八鄉中心小學提供）1950-1960 村校的黃金歲月
二戰後香港人口急增，村校進入第二個發展階段，新界及離島各處鄉村學校有蓬勃的發展。政府逐步推出《十年建校計劃》及《小學擴展的七年計劃》，政府投放一半經費，其餘一半由民辦團體負責，鼓勵不同的民間機構辦學，從而應付正在急增的適齡學童的學習需求。因此，由1950年代起，村校有如雨後春筍般發展，嶺南大學的相關資料亦指出，「1950年代中期，鄉村學校已增至約300多間。」
1961年由政府發出的學校容額證明書可以看出同益學校當時的規模，「當年全盛時期可有約600名學生，這是我們難以想像的。」黎校長形容，一個課室可容納的最多人數是39至41，當年分上下午班，供八鄉的適齡學童上學；再加以當年也有夜校制度，讓兒時沒曾接受教育的成年人上學，可見當年村校真是熱鬧萬分。
1970年政府推行六年免費教育，小學教育逐漸普及；而新城鎮的發展，在區內配置相應的學校，適齡學童的就學問題逐步解決。但八十年代後，出生率開始下降，部分鄉村地區人口下降，小學生人數逐漸回落，持續至今，有不少村校便因收生不足而自然結束。
二戰後香港人口急增，村校進入第二個發展階段，新界及離島各處鄉村學校有蓬勃的發展。政府逐步推出《十年建校計劃》及《小學擴展的七年計劃》，政府投放一半經費，其餘一半由民辦團體負責，鼓勵不同的民間機構辦學，從而應付正在急增的適齡學童的學習需求。因此，由1950年代起，村校有如雨後春筍般發展，嶺南大學的相關資料亦指出，「1950年代中期，鄉村學校已增至約300多間。」
1961年由政府發出的學校容額證明書可以看出同益學校當時的規模，「當年全盛時期可有約600名學生，這是我們難以想像的。」黎校長形容，一個課室可容納的最多人數是39至41，當年分上下午班，供八鄉的適齡學童上學；再加以當年也有夜校制度，讓兒時沒曾接受教育的成年人上學，可見當年村校真是熱鬧萬分。
1970年政府推行六年免費教育，小學教育逐漸普及；而新城鎮的發展，在區內配置相應的學校，適齡學童的就學問題逐步解決。但八十年代後，出生率開始下降，部分鄉村地區人口下降，小學生人數逐漸回落，持續至今，有不少村校便因收生不足而自然結束。
（右起）黎婉姍校長、課程發展主任杜國權博士及鄧鏡河副校正坐在學生及老師也喜歡的樹屋。
2002-2004 危與機：「殺校」潮
余惠冰博士在〈香港普及教育不容遺忘的一頁：鄉村學校的興起、結束、轉化與延續〉論文中指出：「2002年，香港政府審計署從成本效益角度批評村校辦學費用偏高。隨後教育統籌局根據一份《統整成本高使用率低的小學》文件著令數十間鄉村學校停辦。」2003年，54間學校獲政府通知，於2003至2004學年不能開辦小一。2001至2008年間，超過70間鄉村學校相繼結束。
校園內擁有香港碩果僅存的波浪形小型石滑梯。黎校長兩、三歲時曾於上村居住，媽媽會帶她來這學校玩耍。當時學校的草地、籃球場等就像是一個社區設施或公園一樣，開放給附近村民玩樂，「這是我的童年回憶。」1994年，她在親戚提議下加入同益公立學校擔任教師，回想起來，當時可說是學校「衰弱之時」──全校只有43名學生，因此需進行複式教育，即一個班房內，有兩班不同年級的學生，並由一個老師任教。政府會以學生人數多少決定學校有多少資源。收生不足，便不能增加學校資源。從歷史發展以來，村校的設計大多都是六個課室的小學校，也沒有現代的設施如室內的操場或禮堂。
黎校長憶述，當時有一條死線，三月前要決定收生人數。2003年教育局下達了通告文件，指出學校如未能在統一派位中招收23名學生，翌年便不獲准開辦小學一年級。於是，同益公立學校與教學理念相似且位置相近的石湖學校（建於1973年，位於元朗錦上路，2003年時師生共90多人，因新學年收生人數不符合新規定的23人而面臨停辦）合併成現時的八鄉中心小學。石湖學校的校監，大多數都來自同益學校，兩校希望以合併的方式，保存鄉村學校的特色及前人的努力。
波浪形小型石滑梯在舊校舍旁的一隅，不少校友特地回校拍照。
這三個校徽分別代表同益公立學校（左起）、石湖學校及兩校合併後的八鄉中心小學。2004-2020 村校的蛻變
對八鄉中心小學而言，合併後才是挑戰的開始，無論是校長或教師，也要有所調整，老師曾願自動減薪，以保另一位老師的教席。學校亦曾經歷一校兩址的時刻──在還未能完全整合時，為處理授課語言的問題，華語生於石湖學校校舍上課，非華語生於同益學校校舍上課。課程發展主任杜國權博士笑說，「當時真的很有趣，來往兩間學校都是坐巴士，就像大學坐Shuttle Bus一樣。維持了兩三年，2007年才真正把兩間學校合併一起。」鄧鏡河副校表示：「其實兩間學校在硬件上合併只是其中一個難題，如何讓老師、課程、學生百花齊放，以至學校找到出路發展下去才是最重要。」
現時仍然運作的新界村校不足20間，各以不同的轉變面對當今教育的需要。一些位於較遠地方的校舍，學生來源逐漸由村內子弟變成跨境學童，如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惇裕學校等，都曾在內地招募適齡學童。而基於歷史原因，尼泊爾人於八鄉及錦田聚居，因此八鄉中心小學亦漸漸接收尼泊爾學生，其尊重多元文化的環境，逐漸在尼泊爾社群中建立口碑，2011年學生人數升至200，八成為非華裔學生，學生來自五湖四海，當中包括尼泊爾（為主要學生）、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英國等，後來更有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學生。此外，學校終於2018年完成校舍擴建工程，增添課室、圖書館等，提供更好的閱讀及學習空間。
鄧副校說：「學校是有一定的框架，但也有彈性及很大的嘗試空間，真的是萬事有商量。所以對於老師的成功感、存在感，價值亦會有所不同。」給學生練習是少不免的，但他們亦會顧及學生的心理狀態，致力研究如何「讓學生有得揀」，例如他們會設計出三種難度的練習，老師不會把學生能力定型，由學生自行選擇挑戰哪個程度的練習。更在四年前開始推行正向教育，希望使師生身心也能快樂及融洽地成長。現時學校的華語及非華語學生比例各佔一半，報考的學生有遠至居於天水圍的。
對八鄉中心小學而言，合併後才是挑戰的開始，無論是校長或教師，也要有所調整，老師曾願自動減薪，以保另一位老師的教席。學校亦曾經歷一校兩址的時刻──在還未能完全整合時，為處理授課語言的問題，華語生於石湖學校校舍上課，非華語生於同益學校校舍上課。課程發展主任杜國權博士笑說，「當時真的很有趣，來往兩間學校都是坐巴士，就像大學坐Shuttle Bus一樣。維持了兩三年，2007年才真正把兩間學校合併一起。」鄧鏡河副校表示：「其實兩間學校在硬件上合併只是其中一個難題，如何讓老師、課程、學生百花齊放，以至學校找到出路發展下去才是最重要。」
現時仍然運作的新界村校不足20間，各以不同的轉變面對當今教育的需要。一些位於較遠地方的校舍，學生來源逐漸由村內子弟變成跨境學童，如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惇裕學校等，都曾在內地招募適齡學童。而基於歷史原因，尼泊爾人於八鄉及錦田聚居，因此八鄉中心小學亦漸漸接收尼泊爾學生，其尊重多元文化的環境，逐漸在尼泊爾社群中建立口碑，2011年學生人數升至200，八成為非華裔學生，學生來自五湖四海，當中包括尼泊爾（為主要學生）、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英國等，後來更有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學生。此外，學校終於2018年完成校舍擴建工程，增添課室、圖書館等，提供更好的閱讀及學習空間。
鄧副校說：「學校是有一定的框架，但也有彈性及很大的嘗試空間，真的是萬事有商量。所以對於老師的成功感、存在感，價值亦會有所不同。」給學生練習是少不免的，但他們亦會顧及學生的心理狀態，致力研究如何「讓學生有得揀」，例如他們會設計出三種難度的練習，老師不會把學生能力定型，由學生自行選擇挑戰哪個程度的練習。更在四年前開始推行正向教育，希望使師生身心也能快樂及融洽地成長。現時學校的華語及非華語學生比例各佔一半，報考的學生有遠至居於天水圍的。
每個課室也有四個情緒小標誌，老師及學生可以選擇代表自己的衣夾，夾在小標誌上來反映當日的心情。獨有的師生聯繫
解決了招生問題，鄉村學校要解決學校的地權問題也是困難重重。為了擴建校舍，有需要找回業權人，但當年的業權人已過身，直至現任校監黎偉雄上任後，多番遊說業權後人方可向政府正式申請擴校計劃。在此之前，為了增加學生的活動空間，在學校前方有一大草地，可是雜草叢生，有些更高過半尺，蚊子也多，校工聽聞牛吃草，結果真的拉了一頭牛來，怎料他跟黎校長說：「隻牛好像不喜歡這些草。」最後，老師決定用小息或放學的時間，親手攞鋤頭去除草，在好奇之下，學生亦跟老師一起進行草地修葺工作。
黎校長：「Make impossible to possible。我們這間學校，好像很多事情也沒可能發生，但當大家向前行多一步，去關懷多一點，才會有可能發生不同的事。我們認為，是否可以給學生多些不同的機會，去找自己應該落腳的地方？」
這些自發性的活動，獨有的環境，與慢慢建立的師生文化，也許正是鄉村學校與主流學校不同，成為香港教育一扇窗口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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