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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國,教育家

       
撰文// 三三
插畫// Betty Yang 

Betty Yang
專業插畫設計師與動畫設計師,從小成長與深耕於臺灣,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後,從事於設計、旅遊、行銷產業超過七年時間,目前為專職插畫設計師。透過生活、旅行、人群的啟發,創作上大多以人物與字體設計結合為主。

學校是教育理想的載體。

今日人們看到香港擁有為數眾多的「傳統名校」,大多人卻忘記了這些學校並非只單純在成績上優勝;而香港學校之所以五花八門,正正體現出官方和民間從前如何靈活互動。而能夠從無到有,敢於開創新的可能;或者在逆境中仍堅守自己的信念,不隨波逐流,更是不應遺忘的香港價值。

仰望著這些教育家,儼如是引領方向的燈,即使處境如何,人應該依隨著心之所往而行。儘管艱難,依然一往無前。

教育能夠改變世界,就是這個意思?



理雅各 James Legge

作為最早將中國的《四書》《五經》多部經典翻譯成英文的著名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年-1897年),有別於一般傳教士,他並不堅執於傳道,而是開放地接受世俗教育,更主張中西融合。鴉片戰爭後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香港成為外國與大清交通的重心。英華書院(外國來華傳教士第一間成立的教會學校,1818年由傳教士馬禮遜在馬六甲創立)在翌年亦由馬六甲遷到香港,理雅各擔任校長時不到30歲,而英華便是最早期在港招攬本地華人學生的西式學校,為傳統華人教育引進更科學化的訓練。由他主編的《遐邇貫珍》,是香港第一份中文報刊,當中大量報導時政及西方文明。由他編纂的《智環啟蒙塾課初步》,由24篇200課構成,凡55頁,分為人類、身體、飲食、服飾、貿易、國政等,涉及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和西方的基礎知識。中英文對照,每頁的上面為英文,下面為中文,1856年由英華書院印刷所出版,1859年更被列為香港公辦學校所採用的教科書。

但理雅各對香港最大的影響,應該在他在1860年代出任香港教育委員會主席時提出的教育改革,建議成立香港第一間官立中學「中央書院」。其實理雅各初到香港不久已經提出相關建議,但當時未被政府採納。1853年理雅各被邀加入教育委員會,後者在1860年改為教育局,他擔任副主席提出了著名的「教育革新計劃」,建議停辦所有位於維多利亞城的皇家書館(即受資助的學校),把全部學童集中於一所新的中央書院並強調英語教學,當時剛履新的港督羅便臣銳意改革教育,支持理雅各的建議,從此香港教育事業的重點亦由宗教教育轉向世俗教育。



史釗域 Frederick Stewart

1862年中央書院正式開學,政府在英國招聘教育家史釗域(1836-1889)來港擔任首任掌院,校政完全不受教會干預。史釗域出身為蘇格蘭農戶之家,卻成功入讀歷史悠久的鴨巴甸大學King's College,本身便是教育改變命運的例子。前來香港時只有26歲的他,對教育躊躇滿志,眼見當時香港主要學校都由教會主辦,以培訓傳教士為目的,要不便是散落於新界鄉村的傳統卜卜齋,只重視背誦儒家經典。中央書院以世俗教育為大方向,強調英語和西方的科學常識,史釗域雖然經常批評傳統教育只重視背誦,卻也鼓勵學生認識自己的語言及文化,在校內推行中英雙語教育(中央書院學生入學前,必須先在鄉村私塾完成基本的漢文教育,並通過相應的評核測驗)。此舉被後來上任的港督軒尼詩質疑,認為中央書院的角色應為殖民地提供更多懂英文的買辦人材,直至寶靈上任港督後才恢復了史釗域的方向。

但更多人記得的史釗域卻是「公立教育之父」的稱譽。他在1873年推出補助學校計劃,志在提供補助資金予西方教會在香港辦學,又為鄉村學校制定規例,確保學校有合乎規格的師資、設施,並提供津貼予鄉村學校。此舉令更多民間及教會團體可以得到辦學資助,讓更多人有機會入學讀書。

1887年,史釗域升任輔政司,在任內被推舉為西醫書院掌院,又主持中央書院新校舍的興建工程,並協助建立中央女書院(後來的庇理羅士女子中學)。1889年,史釗域在一場宴會中著涼,後演變成肺炎逝世,終年52歲。身後被葬於香港墳場。



胡素貞 Catherine Woo

今日的聖保羅男女中學每年都是DSE狀元搖籃之一,藍色長衫也成為學校的身份特色。但在1915年創校時,最初只是女書院。翌年由當時剛在牛津大學取得教育碩士的胡素貞(1891-1979)出任校長,成為世界上第一位華人女校長,又開創了學生要穿校服的傳統,背後並不只是要規範學生的外表,而是用校服去消除當日社會上普遍存在的階級壁壘。香港早年雖然不乏女書院,但學校在她主政時變為男女校,成為本港第一家男女校,讓男女同校,不分性別。

她的父親胡爾楷醫生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同班同學。但在成長過程中,家境並不富裕。胡爾楷醫生在她七歲時,因為在鼠疫期間行醫而染病離世,母親惟有在瑪麗醫院當護士持家,加上當日重男輕女的觀念,所以當胡素貞中學畢業後即使成績優異,母親也寧願將積蓄全投放在兒子升學讀醫。後來母親因為替大戶人家接生獲得打賞,她才得以用獎金赴笈牛津,爾後更到美國深造,成為本地第一位女博士。

一生抱著獨身主義的胡素貞,在男女並不平等的年代,深深明白教育及自立對女性掌握自己命運的重要,在聖保羅男女中學當了36年校長,以身示範了女性也可以自主獨立,更早於1926年成為香港首位獲頒M.B.E勳銜的女性。



施玉麒 Rev. Canon George Samuel Zimmern/Canon George She

在歷任男拔萃書院校長中,施玉麒(1904-1979)未必是在位最長或最著名的一位(施玉麒在位僅六年,而第二任校長卑士Mr. G. Piercy在任長達40年),但施玉麒在任期間,致力令原來十分貴族化的男拔萃更本地化,也努力消泯階級的差異,對於實現教育平等的觀念,不遺餘力。

歐亞混血兒施玉麒在1914年入讀男拔萃,幼年喪父家境清貧的他,獲何東爵士資助前往英國攻讀神學,又在當地考獲律師資格,回港後曾任職何東的機要秘書,又任裁判司主理青少年罪行達九年。1933年當聖公會何明華會督前來香港教區任職,二人共同創辦香港露宿救濟會(Street Sleepers' Shelter Society)、小童群益會(BGCA)等慈善機構。

在日佔期間,施玉麒曾參加香港志願保衛軍,後以間諜嫌疑被囚禁於域多利監獄。 出獄從事房屋交付等民事法工作。香港重光後,他受何明華委託,協助工人辦學,先後開辦12間勞工子弟學校。在國共內戰時,大量移民湧入香港,他又協助何明華設立房屋協會,為來港難民安排住所。

1954年施玉麒以首位土生土長的華人校友身份成為男拔萃校長,不但體現出當時聖公會的本地化方向,戰後的香港人口激增,施玉麒遂放鬆學位限額及收生尺度,招生不論貧苦、單親或殘疾,致力消除貴賤之別。在1955至61年年間,男拔萃的學生人數由原來600人增至1,100人,又舉行賣物會為擴建校舍及清貧學生籌款。資助清貧學生亦一直是男拔的傳統。

資料來源:《受命不遷,生南國兮―論施玉麒社之創設》陳煒舜(Nicholas L. Chan,九三屆校友)




錢穆

1949年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香港的命運。當時作為英屬殖民地的香港,卻也成為避風港,接收了無數內地難民,當中也包括大量的知識分子及文化人。在此當中,創辦新亞書院的國學大師錢穆(1895-1990),他在本地所播下的教育種子,卻依然是香港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及人文精神的重要一章。

由1950年代初於深水埗桂林街獨立辦學的時代,到六十年代初參與創組香港中文大學,錢穆作為新亞書院校長,即使在資源極匱乏的辦學條件下,對於有心鑽研傳統中國文史哲學科的學生來說,不單是國學大師,更是精神和人生導師,形成當時新亞師生之間相濡以沫的堅毅精神,新亞書院也成為新儒家思想的象徵。

出自錢穆之手的新亞校歌中:「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蘊含著的胸襟和氣魄,也令人聯想起與當時中大在馬料水開創本港第二家大學的歷史。在英治年代,錢穆堅持中大應以發揚中國文化、以中文為授課語言,且以華人擔任第一任校長,對於中大以人文精神為基礎及日後發展有著深遠影響。錢穆和新亞同人亦主張以聯邦體制為大學藍本,讓中大各書院教學和行政獨立,保持書院本身的精神個性,這個做法卻因為1976年政府推動中文大學改制,要求把「學科教學」統歸中央辦理而被衝擊。當時錢穆和多位新亞書院校董會董事堅持原則,以集體辭職抗議。錢穆唐君毅等亦淡出中大事務。

錢穆在1990離世前說過:「在今天講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學家的發明,不論別人懂與不懂,即可獲得舉世崇拜。因為科學有一個公認的外在價值。而講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來支持自己向前,靜待時間的考驗來給予公平的裁判,而且他會使我們的生命充滿了意義、具有了價值。」30年前的話,對今天普遍重科學多於人文的大學教育來說,又有甚麼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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