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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國，教育家

       
撰文// 三三
插畫// Betty Yang 

Betty Yang
專業插畫設計師與動畫設計師，從小成長與深耕於臺灣，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後，從事於設計、旅遊、行銷產業超過七年時間，目前為專職插畫設計師。透過生活、旅行、人群的啟發，創作上大多以人物與字體設計結合為主。

學校是教育理想的載體。

今日人們看到香港擁有為數眾多的「傳統名校」，大多人卻忘記了這些學校並非只單純在成績上優勝；而香港學校之所以五花八門，正正體現出官方和民間從前如何靈活互動。而能夠從無到有，敢於開創新的可能；或者在逆境中仍堅守自己的信念，不隨波逐流，更是不應遺忘的香港價值。

仰望著這些教育家，儼如是引領方向的燈，即使處境如何，人應該依隨著心之所往而行。儘管艱難，依然一往無前。

教育能夠改變世界，就是這個意思？



作為最早將中國的《四書》《五經》多部經典翻譯成英文的著名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年-1897年），有別於一般傳教士，他並不堅執於傳道，而是開放地接受世俗教育，更主張中西融合。鴉片戰爭後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香港成為外國與大清交通的重心。英華書院（外國來華傳教士第一間成立的教會學校，1818年由傳教士馬禮遜在馬六甲創立）在翌年亦由馬六甲遷到香港，理雅各擔任校長時不到30歲，而英華便是最早期在港招攬本地華人學生的西式學校，為傳統華人教育引進更科學化的訓練。由他主編的《遐邇貫珍》，是香港第一份中文報刊，當中大量報導時政及西方文明。由他編纂的《智環啟蒙塾課初步》，由24篇200課構成，凡55頁，分為人類、身體、飲食、服飾、貿易、國政等，涉及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和西方的基礎知識。中英文對照，每頁的上面為英文，下面為中文，1856年由英華書院印刷所出版，1859年更被列為香港公辦學校所採用的教科書。

但理雅各對香港最大的影響，應該在他在1860年代出任香港教育委員會主席時提出的教育改革，建議成立香港第一間官立中學「中央書院」。其實理雅各初到香港不久已經提出相關建議，但當時未被政府採納。1853年理雅各被邀加入教育委員會，後者在1860年改為教育局，他擔任副主席提出了著名的「教育革新計劃」，建議停辦所有位於維多利亞城的皇家書館（即受資助的學校），把全部學童集中於一所新的中央書院並強調英語教學，當時剛履新的港督羅便臣銳意改革教育，支持理雅各的建議，從此香港教育事業的重點亦由宗教教育轉向世俗教育。


1862年中央書院正式開學，政府在英國招聘教育家史釗域（1836-1889）來港擔任首任掌院，校政完全不受教會干預。史釗域出身為蘇格蘭農戶之家，卻成功入讀歷史悠久的鴨巴甸大學King's College，本身便是教育改變命運的例子。前來香港時只有26歲的他，對教育躊躇滿志，眼見當時香港主要學校都由教會主辦，以培訓傳教士為目的，要不便是散落於新界鄉村的傳統卜卜齋，只重視背誦儒家經典。中央書院以世俗教育為大方向，強調英語和西方的科學常識，史釗域雖然經常批評傳統教育只重視背誦，卻也鼓勵學生認識自己的語言及文化，在校內推行中英雙語教育（中央書院學生入學前，必須先在鄉村私塾完成基本的漢文教育，並通過相應的評核測驗）。此舉被後來上任的港督軒尼詩質疑，認為中央書院的角色應為殖民地提供更多懂英文的買辦人材，直至寶靈上任港督後才恢復了史釗域的方向。

但更多人記得的史釗域卻是「公立教育之父」的稱譽。他在1873年推出補助學校計劃，志在提供補助資金予西方教會在香港辦學，又為鄉村學校制定規例，確保學校有合乎規格的師資、設施，並提供津貼予鄉村學校。此舉令更多民間及教會團體可以得到辦學資助，讓更多人有機會入學讀書。

1887年，史釗域升任輔政司，在任內被推舉為西醫書院掌院，又主持中央書院新校舍的興建工程，並協助建立中央女書院（後來的庇理羅士女子中學）。1889年，史釗域在一場宴會中著涼，後演變成肺炎逝世，終年52歲。身後被葬於香港墳場。



今日的聖保羅男女中學每年都是DSE狀元搖籃之一，藍色長衫也成為學校的身份特色。但在1915年創校時，最初只是女書院。翌年由當時剛在牛津大學取得教育碩士的胡素貞（1891-1979）出任校長，成為世界上第一位華人女校長，又開創了學生要穿校服的傳統，背後並不只是要規範學生的外表，而是用校服去消除當日社會上普遍存在的階級壁壘。香港早年雖然不乏女書院，但學校在她主政時變為男女校，成為本港第一家男女校，讓男女同校，不分性別。

她的父親胡爾楷醫生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同班同學。但在成長過程中，家境並不富裕。胡爾楷醫生在她七歲時，因為在鼠疫期間行醫而染病離世，母親惟有在瑪麗醫院當護士持家，加上當日重男輕女的觀念，所以當胡素貞中學畢業後即使成績優異，母親也寧願將積蓄全投放在兒子升學讀醫。後來母親因為替大戶人家接生獲得打賞，她才得以用獎金赴笈牛津，爾後更到美國深造，成為本地第一位女博士。

一生抱著獨身主義的胡素貞，在男女並不平等的年代，深深明白教育及自立對女性掌握自己命運的重要，在聖保羅男女中學當了36年校長，以身示範了女性也可以自主獨立，更早於1926年成為香港首位獲頒M.B.E勳銜的女性。



在歷任男拔萃書院校長中，施玉麒（1904-1979）未必是在位最長或最著名的一位（施玉麒在位僅六年，而第二任校長卑士Mr. G. Piercy在任長達40年），但施玉麒在任期間，致力令原來十分貴族化的男拔萃更本地化，也努力消泯階級的差異，對於實現教育平等的觀念，不遺餘力。

歐亞混血兒施玉麒在1914年入讀男拔萃，幼年喪父家境清貧的他，獲何東爵士資助前往英國攻讀神學，又在當地考獲律師資格，回港後曾任職何東的機要秘書，又任裁判司主理青少年罪行達九年。1933年當聖公會何明華會督前來香港教區任職，二人共同創辦香港露宿救濟會（Street Sleepers' Shelter Society）、小童群益會（BGCA）等慈善機構。

在日佔期間，施玉麒曾參加香港志願保衛軍，後以間諜嫌疑被囚禁於域多利監獄。 出獄從事房屋交付等民事法工作。香港重光後，他受何明華委託，協助工人辦學，先後開辦12間勞工子弟學校。在國共內戰時，大量移民湧入香港，他又協助何明華設立房屋協會，為來港難民安排住所。

1954年施玉麒以首位土生土長的華人校友身份成為男拔萃校長，不但體現出當時聖公會的本地化方向，戰後的香港人口激增，施玉麒遂放鬆學位限額及收生尺度，招生不論貧苦、單親或殘疾，致力消除貴賤之別。在1955至61年年間，男拔萃的學生人數由原來600人增至1,100人，又舉行賣物會為擴建校舍及清貧學生籌款。資助清貧學生亦一直是男拔的傳統。





1949年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香港的命運。當時作為英屬殖民地的香港，卻也成為避風港，接收了無數內地難民，當中也包括大量的知識分子及文化人。在此當中，創辦新亞書院的國學大師錢穆（1895-1990），他在本地所播下的教育種子，卻依然是香港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及人文精神的重要一章。

由1950年代初於深水埗桂林街獨立辦學的時代，到六十年代初參與創組香港中文大學，錢穆作為新亞書院校長，即使在資源極匱乏的辦學條件下，對於有心鑽研傳統中國文史哲學科的學生來說，不單是國學大師，更是精神和人生導師，形成當時新亞師生之間相濡以沫的堅毅精神，新亞書院也成為新儒家思想的象徵。

出自錢穆之手的新亞校歌中：「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蘊含著的胸襟和氣魄，也令人聯想起與當時中大在馬料水開創本港第二家大學的歷史。在英治年代，錢穆堅持中大應以發揚中國文化、以中文為授課語言，且以華人擔任第一任校長，對於中大以人文精神為基礎及日後發展有著深遠影響。錢穆和新亞同人亦主張以聯邦體制為大學藍本，讓中大各書院教學和行政獨立，保持書院本身的精神個性，這個做法卻因為1976年政府推動中文大學改制，要求把「學科教學」統歸中央辦理而被衝擊。當時錢穆和多位新亞書院校董會董事堅持原則，以集體辭職抗議。錢穆唐君毅等亦淡出中大事務。

錢穆在1990離世前說過：「在今天講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學家的發明，不論別人懂與不懂，即可獲得舉世崇拜。因為科學有一個公認的外在價值。而講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來支持自己向前，靜待時間的考驗來給予公平的裁判，而且他會使我們的生命充滿了意義、具有了價值。」30年前的話，對今天普遍重科學多於人文的大學教育來說，又有甚麼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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