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吉澳大街，雖然只有700米，卻有著水陸兩家截然不同的風景。

吉澳在星期日（10月11日）正式展開了為期五日的安龍清醮儀式。源源不絕的村民和遊客，一落街渡便通通轉右，走向碼頭右側的天后宮。但碼頭的另一邊，卻相對平靜不少。但為何短短一條大街，向左走和向右走，差別如此之大？

吉澳以碼頭為界，分為南北兩部分。北端（碼頭左邊）是漁民村，而南端（碼頭右邊）則是客家村，沿路分佈著三聖宮、村公所、姻緣樹和天后宮。較恬靜的漁民村其實在戰後才建成，之前漁民一直在水上，即吉澳避風塘定居；客家人卻早在清朝初年遷到島上，嘉慶年間的《新安縣志》（1819年）已被記錄為客籍村莊。

今日島上只有50多個長居村民，平日鮮有訪客。但在五六十年代，這裡曾聚居數千人。漁民和客家兩條村各自怎樣上岸、建屋，又如何走在一起？

那要由大街的南端說起。

天后宮所在的南端，是吉澳最早有人定居的地方。根據本地歷史學者阮志的研究（注） ，清初遷界（1693年），沿海居民被迫內遷，吉澳一度荒廢。復界之後，客家人陸續由惠州、東莞、惠陽等地遷入。島上平地不多，他們在山坡開田，稻米只夠自家食用，便再種番薯、花生幫補生計。上圍、西澳、中心澳、米房下、新圍仔等村落，也就順著水源和田地，在山腳一帶散開。

今日沿大街往南走，房屋大多集中在街的一側，排成一列。當中有夯土屋，也有青磚屋：有較窄長的舊屋，修復了斜瓦頂，配上綠色的窗花；也有較現代的獨立屋，附有大露台和天台。偶爾有幾間用石和英泥建成、兩層高的屋，混在舊屋和廢墟之間。生活艱苦，不少客家年輕一輩都出洋謀生，或到馬來西亞安南割樹膠，或到澳洲布冧埠（Broome）採珠，賺了錢便回島建屋。通往山上的幾條分岔小路通，路旁的屋更加零散，往往只是一小排三四間。走上澳背塘徑，有一排屋門前雖掛上燈籠、貼上裝飾，卻已全部荒廢。

屋子零散，宗族之間亦然。長春社高級保育經理黃競聰博士說，吉澳客家村的勢力較為分散，宗族之間的聯繫不算強。排屋中間偶爾夾著一兩間祠堂，有姓李有姓周——吉澳陸上有32個姓，但不是每個姓都有祠堂。客家人一家一戶南來，每姓人丁不多，不少人更是租地耕種的佃戶。要建祠堂，先要有足夠男丁，也要有族產；人丁少、沒有自己的田，便只能在自家客廳供奉祖先。所以能夠在一列屋中間騰出一間來起祠堂的，都是島上人丁興旺起來的宗族。

回到碼頭再往北走，是另一種上岸的故事。這邊的居民以陳、何、張、石等姓為主，祖籍多是東莞、番禺，世代以船為家，一艘罟仔艇就住上一家十餘口。吉澳灣海岸線曲折，是大鵬灣一一帶最好的避風港。1899年駱克的新界報告內記錄吉澳約有600人，但漁民在船上，並不住在岸上村落裡。戰後，政府資助在吉澳興建漁民村，最初只有九間屋，分給九個姓氏的漁民，一開始就建在貼近海岸的地方，離泊船處只有幾步。到了六十年代，越來越多漁民上岸，在九間屋兩旁自行搭建木屋，後來再換成鐵皮屋，漁民村於是一排一排地向海邊和山上伸展開去。

由是，漁民村比客家村密集得多。沿著大街，兩旁各有兩、三排房屋，排屋之間是一條條窄巷，當中大部分鐵皮屋，但亦有不少新建的磚房和混凝土屋子。那些荒廢多年、爬滿雜草藤蔓的屋，緊貼著剛翻新的混凝土平頂屋，後者塗上鮮豔顏色，牆上寫著房子首建的年份。

屋與屋之間沒有明顯的界線，人與人之間也是。大門多是敞開的，屋前小庭院是村民閒話家常的地方。最靠近沙灘的一排屋，露台都有樓梯，可以直接走到海灘上。打醮這幾天，露台上擠滿回鄉探親的家人。遊客都轉右去了天后宮，漁民村這邊的熱鬧，是一家人難得齊齊整整。

水陸兩條村的人，一邊靠海，一邊靠岸。漁民出海捕魚，漁獲多運到沙頭角墟出售；島旁一度盛產響螺，後來因過度採捕而絕跡。四十年代，島上的海灣更曾秘密試養珍珠，由日籍技師把珠核植入蠔中，最終因成本上漲而停辦。客家人的山田收成有限，不少人轉而在大街開糧油舖、雜貨舖、豬肉檔，或用米機替人碾米；漁民日常所需就上岸購買，或以漁獲換取白米、柴火和油鹽。

人口最盛時，大街兩旁一度開設逾60間舖。一位年近七十、現居九龍的婆婆，18歲便離島到九龍工作。她憶述當年大街墟冚的景況、島上村民養豬劏豬的日常，還有小學時天未光就乘船到沙頭角，再轉車到港島山頂，參加一年一度的秋季旅行。指著故事館內展出的學生照片，她依然記憶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