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Redefine:The Tamed Nature
Redefine:The Tamed Nature
由馴化到共生
生活在小小的香港,要從旅遊或移民以外的角度去宏觀國際,對很多人而言,可能十分有距離感。然而在當下,溫室氣體排放導致地球氣候暖化,影響已清晰可見——山林大火、海水升溫、暴雨和颱風規模加劇、各地原始森木每分鐘都在消失;雖然「可持續發展」經常被掛在口邊,但天然礦產持續被大規模開採,為了滿足通訊科技及國防軍事等行業的需要,新型「黑金」如稀土更大範圍開採,製造更嚴重的污染⋯⋯當城市愈擴張,科技愈發達,當人以為什麼都可以征服時,大自然也愈多災多難。
生活在香港,經過了180多年的城市化後,我們打開水喉就有清潔食水,密集的城市森林以外,卻依然保留了四分之三的郊野空間;即使面對著極端天氣帶來的高溫、暴雨和颱風,卻又往往能極速恢復。看似理所當然的背後,又是什麼形成香港的Tamed Nature?
Typhoon// 打風啟示錄
打風,可能是香港人最直接感受到大自然威力的時候。身處亞熱帶,香港每年平均有四至七個颱風,但為何每次打風,總會令人們異常緊張甚至焦慮?
如果集體回憶有世代之分,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零或千禧後出生的人,可能每一代都會有專屬的「打風記憶」。戰後出生、曾經住過山邊木屋或來自水上人家庭的,應會對1962年襲港的溫黛印象深刻;七八十年代後,先後有露絲(1971) 、荷貝(1979) 和愛倫(1983),都帶來不少人命傷亡,很多人無家可歸。來到近代,颱風不再只有「漂亮風姐」,破壞力也愈來愈強,2017的「天鴿」 和2018的「山竹」都令人記憶猶新,但災難性畫面不再是木屋被吹翻倒塌,船隻擱淺沉沒,而變成海水倒灌於大廈屋苑、摩天大樓玻璃幕牆被吹爛,屋苑門窗和冷氣機被扯走、停水停電、交通癱瘓。去年樺加沙襲港時,海水更將近岸酒店玻璃大門沖爆,餐廳及沿岸設施滿目瘡痍,在街上橫陳的塌樹更不計其數⋯⋯
種種颱風帶來的破壞,在互聯網和社交平台上被廣泛傳播,令人感覺如在眼前。而每次颱風當下,新聞中總會出現特地前往海邊地區「追風觀浪」的人,甚至有遊客當作是香港特色景點。網絡上亦會出現大量二次創作,抱著自嘲或調侃的心情口吻,突顯出香港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返工的「拼勁」——也許亦因為這樣,颱風過後,城市總能極速「回復正常」。反過來,在戰前以至十九世紀中葉襲港的多場嚴重颱風,即使有過萬人死亡,數千船隻沉泊或損毀,無數房屋被吹倒,漁船被吹翻,屍體飄浮海上⋯⋯但種種慘狀,人們只能從為數不多的早期黑白照片中窺見災情,感受當時人因家園被毀、人命傷亡的悲痛。
回顧是為了更好應付當下和準備未來。天文台自1883年正式成立以來,至今依舊屹立於尖沙咀同一個小山丘上,大樓建築也成了法定古蹟,但主要功能卻由初期的航海報時,變成後來的氣象預報。而在未有雷達及衞星通訊的時代,每場颱風對於天文台長都是重要考驗。1906年丙午颱風令過萬人在短時間內因風暴潮而死亡,主因跟天文台當時無法預早偵測並通報海上人員,尤其是棲身在漁船的水上人有著密切關係,首任天文台長更因而離職。當歷史時空來到2012-2020年間任職台長的岑智明,天文台偵測氣象的技術已大有進步,作為專業「追風者」的他,更成為「香港颱風專家」,不但收藏大量不同年代的珍貴圖片,更結合天文台的專業數據,回溯百年前多個風災的形態,從而窺見香港城市的變化——再大的颶風也不過兩三日便會遠離,但風災教曉我們的事,才是更深遠的。當極端氣候如厄爾尼諾現象影響越漸迫近,破壞力強大的風災不再是「百年一遇」的罕有現象時,香港又如何調整心態及實際上去裝備?
Waterworks// 水務改變社區
颱風吹襲每年都有,主要集中在六至九月的颱風季節;但缺水這回事,卻是自十九世紀中期香港開始城市化之後,一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多個大型水庫基建落成,同時又輸入東江水為止的百年之間,一直未有中斷過,亦是政府管治的重中之重。
今日香港,九成以上的住戶都有自來水供應。除了發生某些突發性意外,大部分人都毋須為「制水」及「撲水」而煩惱,令人再難以聯想起,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曾經試過每四日供水一次的困境,甚至在街上排隊輪水時大打出手;當然也不會想到,香港本身缺乏大江大河,各區河流的水量皆受季節影響,而花崗石地質亦缺乏足夠的水下水源——我們隨時有水可用的另一面,這裡其實是一個極度缺水的地方。過去百多年,在香港建立水務系統的過程中,既要面對氣候和地理條件的限制,又要應付社會不同階段的急遽變化,在尋找可行方法時,除了引入專業及技術,難免亦受到當時地緣政治的影響。
由1863年本港第一個水塘開始供水,到1979年萬宜水庫落成,全港現時共有17個主要供水的水塘,總儲水容量約為5.86億立方米。興建水塘只是供水第一步,還需要穿越山林的輸水管道、將食用水過濾清潔的濾水池,以及靠近社區邊緣的抽水站和配水庫等設施,由水塘收集的雨水和山溪水才能成為入屋的飲用水。薄扶林水塘作為本港最早落成的水塘,雖然規模不是最大,卻有著特殊意義——由薄扶林水塘出發,沿著由舊輸水管道變成的行山徑和半山道路而行,路途上由港島南區緩緩進入港島北岸的西營盤和上環太平山街一帶,也像是一次時空旅行,重溫一次供水系統如何和百多年來的城貌變遷結合。
香港目前共有235座不同類型的配水庫,涵蓋食水、海水及循環再用水,分佈在港九新界及離島各區。 有別於水塘主要分佈在郊野公園範圍,絕大部分配水庫都貼靠民居,屬於社區不能或缺的部分,尤其在密集但綠地不足的市區,更提供了難得的休憩空間。1904年前建成的前深水埗配水庫,本為二十世紀初九龍供水系統的一部分,來自九龍水塘群的水先輸送到這裡,再供應山下社區。隱藏在小山丘上的配水庫,於2020年拆除過程中重見天日,無意被市民發現,最終被保留下來並作公開展示,但在歷史建築價值以外,配水庫也見證了窩仔山下三個不同性質的社區,包括深水埗、石硤尾和九龍塘自二十世紀至今的成形和變化。
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不少本地河流都先後變成明渠,然後又變成暗渠,藏在地下。今日的旺角鬧市,在二十世紀初還是芒角村的時候,不但臨海,也有河流流經。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當村落開始讓路給街區,在界限街以南劃出來的洗衣街、通菜街、西洋菜街和花園街等街道,雖然名字保留了農業時期的痕迹,但人們從事的行業和居住空間,已變成手工業及唐樓。由花墟山流下來的河道開始變成渠道,跟火車站交加的亞皆老街明渠,亦與這一帶的旺角由染布、煙廠和豉油等手工業,過渡為本地最熱鬧繁盛的主題購物街,同步而來。旺角旺起來了,渠道也只能由明變暗,騰出寶貴的街道空間。
Forestry// 郊野公園的機遇
不少人都相信風水,傳統鄉村更有風水林,保育村落原生樹木,也祈求保𧙗村落順風順水。如果風水之說是為了人的Well Being,那麼郊野公園不啻體現出人與自然共生,且眾生平等的Well Being——香港寸金呎土,但郊野公園的價值卻無法只用 $$ 去評估。
自1976年本港訂立《郊野公園條例》,並劃定城門、金山和獅子山三個郊野公園範圍開始,本港至今共有25個郊野公園,總面積約佔全港土地面積的40% 。若回望戰後六十年代,當香港城市迎向高速發展,同時面對社會不穩定時,港府卻在發展新市鎮、大規模建屋計劃、推動工業起飛之際,同時將大片土地劃定為郊野公園,一方面保障了水塘集水區免受污染,同時又為市民提供平衡身心的活動空間。但這一切也不是理所當然——當時兩任港督包括戴麟趾和麥理浩都是自然愛好者,對成立郊野公園扮演了重要角色;國際方面,六十年代在一方面高度發展、不惜破壞大自然,同時也萌生了保育環境生態的思潮。香港身處於本地 VS 國際、發展 VS保育兩種氣候之間,郊野公園的出現,也有著可一不可再的時空背景和機遇。
明年便是香港郊野公園成立50周年,而城門作為半世紀前本港第一批郊野公園,至今仍是最受市民歡迎的一個。從大帽山上的客家村落,變成大型水塘,再變成郊野公園,不但成為香港郊野公園的楷模,示範了戰後植林的成果,水中白千層至今仍是人們蜂擁前去打卡的景點。這一切,其實也是一場城市跟郊野如何互補、人和自然共生的實驗。
Tamed Nature,馴化自然,本質雖以人為中心,創造更「適宜人類居住的條件和生活環境」;但來到二十一世紀,承受著過去數百年無止境地予取予求帶來的後果,人和大自然均面對生存的危機。回到香港,近十年來不斷有發展郊野公園邊緣土地的聲音,而北部都會計劃亦跟珍貴的米埔濕地近在咫尺。此際,如何重新認識,並思考我們與大自然的關係,早就不只是關注環境生態的人,或者其地方的事。香港,由從前到現在,乃至於將來,都無法缺席。
︎更多內容:《就係香港》2026秋季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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